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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           ★★★ 【字体:
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
作者:钱乃荣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25    


                (全文刊于陈思和主编《上海文学》2004年第4期)


普通话的由来

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的定义,许多人以为等于普通话,实际上,广义地看,应该包括现代的所有汉语方言。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汉族人来说,他们(包括北京人)的母语即最初学会的语言,都是方言。普通话是民族共同语,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代表自己国家的语言,我国就是使用普通话。普通话的推广十分必要,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代化的商业、交通、媒体、中小学教学和五方杂处,正在实际上加速普通话的普及。国家的强大,国际的交流,要求共同语用字的标准化,1都是毫无异议的。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与上述的事实有关,但是似乎比上述的道理更为深入。张新颖、汪政、晓华又提出了创作方言文学和使方言进入普通话文学作品的问题。
首先可以放心的,是方言不会“行将失传”,不会那么容易放弃,这是因为说“现代汉语”的民间天天使用着方言,方言的历史与当地的人群一样悠久。历史长的语言积累一定丰富,而普通话的历史却是相对短近的。
普通话的口语有人断定是来自古都西安、洛阳、开封,1970年代美国语言学教授郑锦全曾将《汉语方言词汇》(1964,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词语用电脑统计,结果是北京话的词汇与沈阳话距离最近。2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林焘证明了北京地区方言与东北官话连成一片。3北京历经换代杀戮,普通话的语音词汇与清朝入关前后满清旗人学的汉语有关。我们知道普通话的前身叫“官话”,现在见到“官话”一词的最早的书是传教士利玛窦的书。利玛窦、罗明坚16世纪到中国,找到了跟中国人交际最方便的明代官话,记在他们写的葡汉辞书《宾主问答辞义》里,现在我们把它的词语音标翻译出来,是南京官话。4南京官话顶着“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宫里作为官方标准语使用到乾隆十七年,辽东、幽燕官话的后裔直隶音取得了清代宫廷语音的正音地位。(在日本到1876年才确定把中国语从南京语改为北京语。)5北京音的“国语”正统地位是在1913年到1925年经过用“国音”还是用“京音”大争论以后才最终敲定的。正因为上述的缘故,普通话在总体语音特征上更近于幽燕辽宁话,而不是北京话,离河北冀鲁方言则更远。
除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外,普通话的还有两条标准,是词汇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词汇,语法上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两条标准其实都是模糊语言。因为“北方方言区”的范围从哈尔滨到昆明,它们的词语都用上了么?河北方言的词语用上了么?就连北京话的许多好词汇都没进入普通话呢。语法规范更难捉摸,“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带有绍兴话味的鲁迅作品,还是带有苏州话味的叶圣陶或带北京话味的老舍作品呢?其实,问一句话用得对不对,合不合语法,国际语言学家的常识标准是看现在说这种语言的人口中用不用怎样用,而不是看过去写不写怎样写。语言学家朱德熙认为,写语法文章,应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中去鉴别正误。
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其书面语的词语和语法,除了新产生的大量文化词(如:社会、学校、电脑、电车、氧气、打造)和吸取少量外语和方言的词语和语法形式(北京方言的词语吸收多一些,如“瞧、脖、妞、丢、拧、耍、您”等)之外,它是宋元话本以来到明清小说上的白话书面语(大多在江南地域写成)继承下来的。五四时代开始写的白话文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直接写的北京话。因此,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优点和缺陷盖出于此。
由于普通话被命名为“标准语”、“共同语”,似乎高出方言一头,甚至被有些人认为将取代方言,它与方言的关系渐渐变得隔膜起来。方言的词语要用进普通话,后来变得难上难,因为有些人没有听到看到过,就被视作不规范而赶出。现今我们说的普通话,大致上是现代汉语书面语(连网络语也不承认)的口语化。
但是,在语言中,活在人们口中的口语是第一性的,是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而大部分群众的口语却又是方言。方言因为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语言又自有其择优除劣的功能,所以除了在用什么汉字来书写上需要规范外,方言本身不需要建立什么标准规范化也用得很自在。方言因为历史悠久又活在人们的生活中,所以除了文化词外,它积聚了异常丰富生动的土层民间用语,在生活用语和反映民间情感等方面自然要比普通话丰富。
我们曾经把两个大方言的动词(老上海话、苏州话)与普通话动词作过对照,结果是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笔者的老师复旦大学的汤珍珠教授曾对我们说过一件事,她在朝鲜翻译金日成全集时,一次遇到一个词,小孩在母亲手里把尿,他不肯小便,便把头颈用力向后仰,胸腹部撅起,朝鲜语中有一个动词表示此义,但在普通话里只好用两个小句来翻译,后来回到北京一打听,在北京话里就有与之对应的方言词“打挺儿”,(后来此词才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注上<方>),汤老师的宁波话里也有,称“脚牮”。在北京,小孩穿的开裆裤上,做成一个长方形的内填棉花的布袋,束在腰上为防寒,这东西叫“屁帘”。此物在许多地方是没有的。如果写到北方的小孩子生活,自然用这个方言词会更好。濮之珍教授在谈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时,曾说过两个小夫妻在床上说悄悄话时,当然是说方言更亲切达意。
由此可见,普通话很丰富,但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语言,普通话应该放下架子,大力从各种方言中不断吸收词语,来丰富自己,这也就是许多名人所说的:向人民群众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这还不够,文学作品要反映某地的民俗和生活习惯,尤其要使用本土又别于他地的、描写该习俗的独特词汇;文学对生活的理解和反映是深入、细致和传神,当然不能来个公约数大路货。

五四以后学者对方言与文学语言关系的看法几乎一致

然而,我们看到的不少文学作品中用的白话文没有特色,只会使用公约数。这不是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者的本意。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大主义”之一,就是“不避俗语俗字”。他说:“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语气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又说:“唯实写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6他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7在这里,胡适非常清楚地将语言分为三等,要写社会真实情状,要让人物自然流露,就要用方言土语。陈独秀、胡适亲自为《红楼梦》、《水浒》作序,就是推崇这些中国文学中用了许多方言俗语的优秀白话小说。当刘半农兴高采烈地发现和重印上海话小说《何典》时,他和鲁迅纷纷作序。鲁迅称赞书中的大量运用的生动的上海话四字格熟语说:“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8(1926年5月25日)刘半农也说:“此书中善用俚语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9刘半农在《读<海上花列传>》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味”的缘故。10以上三个人一致的说法,是方言有“神”。我们再来看共同语与戏剧南昆语言的矛盾。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可看到在收集着大量清乾隆时代昆曲剧本的《缀白裘》中,那些剧本的语言是以官话为基础的,然而,最为生动的丑角语言,却都自然地留下了大量的苏州方言。11
1918年北京大学首创民俗学研究,歌谣研究会发行《歌谣》周刊,“一切方言、故事、神话、风俗等材料,俱在搜集之列。”周作人特撰《歌谣与方言调查》一文,力陈方言与歌谣的密切关系。魏建功提出“搜录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调”,12 1924年5月18日《歌谣》出了“方言标音专号”,各种方音字母草案共有12个,有北京、苏州、绍兴、绩溪、湘潭、广州、昆明、成都、厦门、南阳、黄冈方言等,用的都是拉丁字母拼音,林语堂作了详细说明。沈兼士曾说:“原来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换言之,就是歌谣里面所用的语词,多少都是带有地域性的,倘是研究方言(疑‘歌谣’之误——笔者)而忽却方言,歌谣中的意思、情趣、音调至少会有一部分的损失,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13语言学家黎锦熙发表意见说:“我们现在底工作,……只求土语乡音能尽量而且尽致地表现,并不一定要近于‘雅言’;地面越大越好,更不限于中原底民族。”“我曾和几个朋友们把湘潭底歌谣写出来许多,不但其中有些词儿没有汉字会写,就是那些写得出来的词句,离了方音,就觉得精神全失。”14胡适更在《复刊词》中引了一个明末“流寇时代民间的革命歌谣”后说:“我读到末两行,真不能不诚心佩服三百年前的‘普罗文学’的技术的高明!现在高喊‘大众语’的新诗人若想做出这样有力的革命歌,必须投在民众歌谣的学堂里,细心静气的研究民歌作者怎样用漂亮朴素的语言来发表他们的革命情绪!”15
那么,我们来看看左翼的“大众语”提倡者对方言在语言文学中关系的理解吧。陈子展说:大众语是“大众都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文字。”16陈望道说:“只提出说、听、看三样来做标准,我想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顾到。”17陶行知说:“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学运动里有一个大黑幕:白话文不与大众语合一。”18乐嗣炳说:“为尊重大众利益起见,一切文字都该话文合一。”19夏丏尊说得更为彻底:“要改进白话文,要使白话文与大众发生交涉,第一步先要使它成话。”“现在的白话文,简直大不成话了。用词应尽量采取大众所使用的活语,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尽管吸收方言。凡是大众使用的活语,不论是方言或是新造语,都有它特别情味,往往不能用别的近似语来代替。例如:‘揩油’在上海一带已成为大众使用的活话,自有它的特别的情味,我们如果嫌它土俗,用‘作弊’‘舞弊’等话来张冠李戴,就隔膜了。方言只要有人使用,地方性就会减少。如‘像煞有介事’一语,因使用的人,已有普遍性了。此后的辞典里,应一方面删除古来的死语,一方面多搜列方言。”这些是多么高明的见解啊!他又说:“放弃现成的大众使用着的活语不用,故意要用近似的语言来翻译一次,再写入文中去,这就是从来文言文的毛病。白话文对于这点虽经痛改,可惜还没有改革得彻底,结果所表达的情意还不十分亲切有味。我有一个朋友,未曾讨老婆,别人给它做媒的时候,他总要问‘那女子是否同乡人?’他不愿和外省的女结婚,理由是:如果老婆不是同乡人,家庭情话彼此都须用蓝青官话来对付,越味(疑‘趣味’之误——笔者)是很少的。这话很妙。现在的白话文,作者与读者间,等于一对方言不通的情侣,彼此用了蓝青官话来做的喁喁情话,多隔膜,多离耐啊!”20
30年代中叶的拉丁化运动,先是制定“北拉”,即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后来又制定了上海、苏州、无锡、宁波、温州、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四川、湖北、客家等方言拉丁化方案共13种。21文字改革专家周有光甚至还说过:“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字,任何文字都是不断变化的。”22倪海曙则把他的文集用方言取名为《杂格咙咚集》(“杂格咙咚”是上海话。)当时,他们都重视以方言为基础的新文字创制试验,并积极参与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的研究。
在如何实践用方言推动普通话的问题上,黄药眠的看法是最实在和有眼力的。他说:“第一个问题是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的问题。李大钊先生曾经提到,我们如果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和中国化,我们必须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这是完全对的。可是在这里有人说,如果作家们都用他们家乡的土语,那末结果他们的作品只有他们的同乡能懂得完全,而别的地方的人家很难懂,这样一来,岂不是反而不大众化吗?我想在这里的确存在有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义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未骨干,而不断的补充义各地的方言,使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虽在最初的时候,看起来未免有点生硬,或甚至还要加以注释,但习惯用久了,它也家自然的构成为语言的构成部分。此外,我们也不妨以纯粹的土语来写成文学,专供本地的人阅读,这些本地文学的提倡,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土生的天才。这些作品,我想在将来的文艺运动上,是必然的要起决定的作用的。”  23
双管齐下,一种是在用普通话的作品中提倡使用方言中有特色的词语。事实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也是这样作的。如茅盾在一篇散文《上海大年夜》中用了24个上海方言词语。另一种是写方言文学,在这方面前人都有样板。如《何典》式的上海话书面语,《九尾龟》式的纯苏州方言对话;《缀白裘》式的在最生动的丑角语言中用苏州方言,严独鹤主编的《红杂志》、《红玫瑰》式的用方言写民谣时调等游戏文字。20年代刘大白、刘半农都用方言写过诗歌,40年代出现过许多方言文学,如作家胡山源的江阴方言小说、杨六郎的上海方言散文小品。90年代香港的电影《海上花》是用上海方言拍的,叶辛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全部语言都用上海方言(下加字幕),曾创造了当时收视率之最,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后来不能再放上海话电视剧了。然每年的除夕春节联欢晚会上经常有北方方言的小品出演,香港一直有粤语歌曲,报纸上一直有粤语的文章。在上海,我们为什么可以容许下加字幕的英语、日语语音的电视剧放映,而不能放映自己的本土文化上海话电视剧呢?
“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盖出其源。

“语言”拒绝“规范化”是语言学原理的ABC

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有一些人的认识,比起上引的著名学者看法,要倒退得多了。    “现代汉语规范化”口号的提出,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是“化”?毛泽东曾说:“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24这是一种解释,他要求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就是要努力做到这样的程度。另一种的解释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25即向“化”前的那个词不断向前推进靠拢,如:“绿化”、“水利化”。
“语言规范化”的提法,与语言的本质不相符合,与语言学的理论的ABC也相违背。《语言学概论》开章明义说,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随社会而发展。人的语言系统是开放性的集合,不是动物的叫声。世界上凡是开放性的东西都不可能规范化或标准化。举例说,上海有了股票市场,就跟着出来许多新词,这些词是原来的“规范”或词典中没有的。其中有一个“套牢”,指股票买进后股价下跌抛不出去。现已为不少词典收入。后来,这个词又引申了“被不如意的婚姻羁绊住。”再接着又引申用到感情陷入爱河。现在又泛指“被长期牵制、束缚住”和“打住”。如:“我现在是被我的小孙子套牢了,天天上学要我送接送,连旅游也不能去了。”“行了,我们都听烦了,套牢!”语言就是这样一点点发展变化出去的。语言的每一发展和变化就是突破旧的“规范”,创新总是在不规范中产生。如果守住“规范”,词义就不要引申变化了,语言也就不要创新了,现在我们大家只好在网上打甲骨文。但是语言总是要与时俱进的,就是说语言会吐故纳新。“现代汉语规范化”只会是一句高调的口号,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但这个口号对社会“新科技、新文化、新时尚、新观念”的引进十分有害。举例说:世界上各国都说“APEC”会议,主张“汉语规范化”的人还在反对汉语中介入英文字母。他们像没读过化学和见过汉语中有阿拉伯数字一样,他们完全没有20世纪初的上海人那样的襟怀,来一个新事物马上就造一个音译或意译的新词,直接写英文的也有。
语言“化”的方向不是“规范”,恰恰相反,而是“变化”,变化是绝对的。
马克思、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6既然思想是自由的,语言怎么是规范的呢?《汉语大词典》中的词一半已经死了,即使在规范词典里都被千辛万苦给规范好了,它们也无法再活过来了。语言也有自然性,世界上大概也只有语言最像生物体,不能起死回生,比如说北京话“七”和“八”现在读阴平声了,不管你《现代汉语》教材中说读阳平声,你再也拉不回到阳平去。语言的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因为社会和思想在不断前进,何况我们眼前又面临着开放年代新词产生的高潮期。
新词从哪儿来?就在突破规范中产生。有的是从国外来,许多新名词随21世纪的新事物新概念而来。要使普通话变得丰富、多彩,大量的新鲜活泼的新词应是从生活口语中来。口语存在于方言中,生活存在于方言中,要写更细腻、更具体深刻、更有地方、民族色彩的文章,普通话就要积极从方言中吸取好的词汇和语法形式。
有些人认为“使用方言,不合普通话的规范”。有个中学生作文中用了一个方言词,老师认为是错误,那位学生说是鲁迅用过的。针对这件事,张斌先生说:“例如使用方言,这不合普通话的规范,但不属于正误问题。”27这是普通话规范拒绝方言的典型观点。但是,鲁迅文章经常使用绍兴、上海方言,如杂文题目《论白相人》、《寻开心》,《“京派”与“海派”》一文中如:“我宁可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洋活气的文人打棚。”,《拿来主义》一文如:“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阿金》一文中如:“阿金和马路对面的一家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陈独秀以上海方言作标题的就有《有趣煞的总理纪念周》、《阿要难为情》、《两件肉麻的事》、《上海工统会的饭碗快打破了》等;茅盾短短三页的一篇《上海大年夜》就用了如“天好、水汀、水门汀、老枪、进帐、剃头店、野鸡、瞎眼、鸭舌头帽子、掼炮、影戏院、几部汽车。打强盗山、自来水龙头、块把钱、穿夹、两头勿着实”等24个上海方言词语,所以这篇文章的上海大年夜气息十分浓重。老舍文章经常使用北京方言,随处可见。他们的文章都“不合普通话的规范”,只是没错而已,那要达到普通话的规范(注意:还没加上“化”),只有请上帝写普通话了。
21世纪,文学作品的语言纷纷进入个性化的年代。如果个性化的语言必须限制着用,如不能用“网络语言”,不能用当地方言,不能……,那么,最“规范化”、最少个性化的语言时期,就是文革时期的报纸。那些“党八股”,连普通话的语气词也萎缩得只剩五六个。(上海话现有语气词五十六个,北京话有多少笔者不知。)曹禺、老舍等后来纷纷响应用规范化语言的号召,于是再也写不出像《雷雨》、《骆驼祥子》那样好的作品来了。
还有一种观点表现为神经脆弱,硬说自由地个性化地使用语言会使语言不“纯洁”,会使孩子学坏,广告语用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修辞手法写上“鸡不可失”,他们便大声疾呼小学生都要出问题了。笔者曾去小学五年级调查45人,把两种写法都写上,问哪个对,44个学生都选“机不可失”,并没有造成“语言混乱”。有一个学生说两个都对,“鸡不可失”是修辞手法。45个学生都知道“广场”有新旧两个义项。可见也不能太看不起小学生!孩子们的脑子都很正常,他们还在不断发明许多新的生动的流行语,相反是学者们杞人忧天。坚持老化思维也就罢了,偏偏他们又要把语言问题政治化,什么“清除语言污染”、“警惕方言回潮”,种种说法,真是危言耸听!
所以,不给语言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不符合21世纪都市文化的fair play精神。说到底,语言无非是为了人类沟通,并不是制造高精尖产品,怎样方便轻松就怎样说。即使“洋泾浜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话英语水平不高的通商场合,对上海的商业起步和国际交流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包括克里奥耳语,都是平等的。如果不是在中小学,不是在教师纠正学生的幼稚的场合,使用的语言和在使用语言的人应是平等的,老是去抓别人说话文章中的枝节,除非大家不说话。老是要咬别人的字还引以为荣,是把自己处于救世主的地位,破坏了人与人起码的平等原则,因此,在民间,“咬文嚼字”总是一个贬义词。如上文所引的胡适、鲁迅、刘半农创造的新词“神髓”、“神理”和“神味”,就都是这些人要打倒的“生造词语”了。殊不知世界上的语言天天在“生造”词语,“熟”的就没“造”这回事了。因为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在前进,“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新词是人民大众造的,约定俗成的,不是哪个权威说了算的。你不准用,民间照样用!作家的文章影响大,作家应该参与造新词,或把方言中的好词语推广出来。胡适、鲁迅、刘半农、陈独秀、茅盾、老舍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向民间学习,不要“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引自《反对党八股》,“瘪三”是上海方言。)任何社会上的语言创新、文体变革,都是以人们暂时不习惯的变体代替已经习以为常的正体。有的新词后来淘汰了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有些学者一直以为自己是维护“语言纯洁”的警察,但是语言不接受“纯洁”,世界上没有“纯洁”的语言。有些人老是看不惯新词,抱怨“语言混乱了”,其实他就是说社会“混乱”。他们不准词典中把“他妈的”、“放屁”列为词条,但人们的口语中、鲁迅的文章中仍然有“他妈的”,毛泽东的诗歌中仍然用“放屁”。语言的变化是一种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的运作,不是“规范化”一笔可以带过的!
“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切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都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28
我们就是基于这个认识看待各地方言,看待各种地方文化包括他们的本地文化产品——方言文学的。
语言进入21世纪和网络时代。在这个世纪里,想到就说、自然流露是最好的文风。使用语言的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国最优秀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说得最透彻最平等,他说:“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29今天,作家要用什么语言或方言外语说话,用什么语言写文学作品,完全是他自己的权利,毋庸干涉,只要有受众接受。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而文化多元并存发展的新世纪,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统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母语、风俗、习惯、文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世界上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真像上引的马克思的话所说明的深层含义,人类使用自己的语言天生自由,思想的不断创新就是语言的创新。我们如果要做一些工作的话,就是推动语言的发展,让语言更好地约定俗成,与时俱进。在这个既融合又独立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加生动的新语词新语法形式产生出来,在网上,不受“过滤”的、更直率更彻底约定俗成的新语言现象已使语言中最稳定的构词法也发生了变化,英语新一代的“数字族”创造和定义的前卫语言,已经使他们的老师甚至报纸编辑、政府领导改变了语言。
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是创作语言的源泉,方言在文学中的运用只会使语言达意,文气抒展,普通话的文学语言需要方言不断补充,不断丰富,我们的目的是推动普通话更生动更有活力。有普通话的文学文艺,同时也要有方言文学、方言文艺。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只有这样,才会出现互动双赢的局面。
正当其时,张新颖、汪政、晓华等文学评论家明确提出了方言文学创作合理性和当下文学创作中非要重新审核“现代汉语”不可的问题,笔者只是表示响应。

                                  
注释:

1本文不涉及“汉字标准化”问题。
2 郑先生的方言亲疏关系树形图参见钱乃荣主编《现代汉语》46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3 Lin Tao:The Scope of  Bekingese,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1, P.363-376. Berkeley, USA.
4 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6月。
5 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李葆嘉: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语,日本《中国语研究》1996年第38号。
6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7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集四》第4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鲁迅:题记,1926年5月25日。张南庄著《何典》,工商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9 刘半农:重印何典序。1926年3月2日,张南庄著《何典》,工商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10 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册第245页,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
11 玩花主人:缀白裘,清,汪协如校,中华书局,1955年。
12 魏建功:搜集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建议,《歌谣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11页。
13 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歌谣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16页。
14 黎锦熙:歌谣调查的根本谈,《歌谣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16页。
15 胡适:复刊词,《歌谣》第2卷,第1期,1936年4月4日,第2-3页。
16 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51页,启智书局,1935年1月初版。
17 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议,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61页。
18 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191页。
19 乐嗣炳:从文白斗争到死活斗争,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45页。
20 夏丏尊:先使白话文成话,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73-75页。
21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第142-143页,上海时代出版社1950年。
22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4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11月第1版。
23 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0日。转引自: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第353-35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24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合订1卷本79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第543页。商务印书馆。
2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27 张斌:在第九届全国现代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上海《语言文字周报》2003年12月24日,第4版。
2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2001年11月2日下午通过。
29 赵元任:《语言问题》第七讲:方言和标准语,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第101页。

文章录入:戴红斌    责任编辑:d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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